易顺鼎卒于民国九年（1920），得年六十三。樊增祥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得年八十六。

然“（湖）北樊（湖）南易”曾据诗坛一时双雄。王森然为近代诗人评传，称樊、易“天才卓犖，横绝一世”，樊清新俊逸而时有不拘绳尺、荡决无前，易则面目屡易、并世无匹，甚至“樊山之作，非实甫不解；实甫之言，非樊翁莫辨也”。如今二人也是寂寞天街扫落花，为谁辛苦为谁甜？

“文人无行自古已然”（林庚白《孑楼随笔》）之说能成习语，势必值得深究：“文”与“行”之关系，是否需要重建、以及何以如此难以重建？本文试从此个案、略冒知音。

一、未能“割爱”：“丽才”易順鼎

易顺鼎（1858~1920，湖南龙阳人）字实甫、石甫、仲硕等，自署至少有琴志楼、楚颂亭、宝瓠窄、橘洲醒人，廿岁自撰《忏绮斋铭》尝沾沾自喜为“怡红公子，惨绿少年；芙蓉城主，潇湘水仙”。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列樊增祥（1846~1931，湖北恩施人）为“中晚唐诗”一代诗宗。张之洞总督两湖时论其人才谓“洞庭南北有两诗人，壬秋（王闿运）五言，樊山（樊增祥）近体，皆名世之作”。“从不轻许可人诗”的樊增祥对易顺鼎之诗尤其《初至关中》诸作却能倾倒备至，例如评为“精丽无匹”的《潼关道中二首》：

天府神皋据上游，此中依旧是皇州。翠华西幸周王骏，紫气东来李叟牛。关百二重秦代月，宫三十六汉时秋。河声岳色浑无奈，不为愁人一解愁。

眼底葱河作酒杯，巨灵高掌映崔嵬。云从武帝祠边散，雨自文王陵下来。城堞雉连秦晋树，关门牡绣汉唐苔。青山对客浑无语，怀抱何由得好开。

其他更有以“何忍呼他为祸水，尚思老我此柔乡”为“绮艳”，“流残清灞无情水，画出阿房不霁虹”为“名句”，甚至认为《琴志楼诗》中不少神来之笔若“书之扇头，题之壁间，鲜不惊为仙作”。

然这赏识实又只限于一层。樊增祥在易顺鼎逝后、写给同为“寒庐七子”之一的黄濬手札中直言：

弟于此子意极轻之，而又怜之。轻之者，恶其无形也。怜之者，惜其有丽才而潦倒一生也。至其临殁一年，所受之苦，有较刀山剑树为烈者，亦足为淫人殷鉴矣。死前数日，新集排印成，或谓错字尚多，请其改正，渠卧而叹曰：“错讹由他，谁来看我诗也。”亦可悲也。

十七岁中举应礼部铨选北上、取道江南骑一卫（毛驴）冒大雪入南京城、遍访六朝及前明遗迹、一日成《金陵杂感》七律二十首，易顺鼎号称“才子”而有“丽才”并非没有资本。然当时有口能诵之名句，诸如“底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淘残旧院如脂水，住惯降王没骨山”、“衰柳绿连三妹水，冰枫红替六朝花”，骨意深处终是显得轻浮虚软，一见惊艳，再见乏味，“瑰玮轶荡，才人吐属”，天才少年的惯见习气，恃才放旷，好逞小慧。

当然不是没有例外，例如“郎乘江上舟，妾化堤边柳。柳色满大堤，郎行一回首”（《古意襄阳作》），这种蕴藉宛转亦不乏见于易顺鼎少作。“新词欲赋贺梅子，他日应呼易柳州”（《琴志楼摘句诗话》），其自负自期可见。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载王闿运“钦封”两“仙童”，一是曾广钧（曾国藩之孙，敏泽之子），一即易顺鼎。仙童之封未必尽为好语，征以王闿运规劝易顺鼎不可“诡诞”，正见其表里之歧：

仙童有玉皇香案者，兄日姊月，所见美富，土苴诸天，遗弃一切，是上等也。有幽居岩穴，草衣木食者，一旦入世，则老虎亦为可爱，金银无非炫耀，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弊，地狱随之矣。请贤择于斯二者。

所谓“华才非成道之器，然其先不可少。东坡六十犹弄聪明，故终无一成。佛家以敏悟为狂慧，圣人所以约礼”，亦犹“丽才”之意，王闿运的劝诫不可不谓卓有见识、苦心孤诣、应机说法。日后易顺鼎以哭庵为号并做《哭庵传》、自诩“生平二十余年内，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贵官，为隐士，忽东忽西，忽出忽没，其师与友谑之，称为神龙。其操行亡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节称之。为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要其轻天下，齐万物，非尧舜、薄汤武之心，则未尝一日易也”。 王闿运以师长之尊，不厌其烦再次致书：

仆有一语奉劝，必不可称哭庵。上事君相，下对吏民，行住坐卧，何以为名，臣子披猖，不当至此。若遂隐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况又不哭而冒充哭乎？闿运言不见重，亦自恨无整齐风纪之权，坐睹当代贤豪流于西晋，五胡之祸将在目前。因君一发之，毋以王夷甫识石勒为异也。

几番端正人语，证明王闿运不负清末湖南一代大儒之名，眼力苦心，不幸言中。

易顺鼎每每自命“终爱晋人风味好，听鹂多备酒兼柑”（《和樊山上巳韵》）、“此身合是晋人未？行到当时鄮县山”（《由天童下院登小舟往天童，道中作》），实则他是“明人学晋字”，余留了荒唐与流溢，远离了魏晋刻骨的严肃与沉重——其书迹“字迹端好如时花美女”，要亦如是。《自叙兼与友人》中他如此肆论三教：

儒与仙、佛，三教虽异，皆求不灭。儒求不灭于名，仙求不灭于形，佛求不灭于神。我则不然，以灭为主，以为一身灭则无一身之苦，一家灭则无一家之苦，世界灭则无世界之苦。佛云灭度，庶几近之。然身灭而心不灭，形灭而神不灭，其苦犹在。故佛法尚不如我法也。若夫立德立言，儒家之所谓不灭，神仙长生，道家之所谓不灭，久以粪土视之，久以粪土视之，以鸩毒观之，曾何所动其毫末哉。

抱定此种“断灭”之见，或曰“学问宗旨在一‘灭’字”（叶炽昌语，《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不颓废而何为？

通读《琴志楼》全集，频频惊艳这个人的才情之外，他经常让人无法清爽，因其情多而不湛？《游骊山浴温泉作诗》津津乐道“至竟人生不孤负，风流行乐李三郎”。所谓“生前有声伎，死后列两庑。天生忠孝人，何必不儿女”（《咏史》，癸酉，时年十六），所谓“江山灵气钟才子，忠孝深情托美人”（《湘中咏怀》），情在易顺鼎笔下，不止出现频率高，相信也是他一生的价值托付。然而他的情殇却听起来始终有点鼓声错乱。

易顺鼎及门弟子曾道师尊“词藻固为一代雄，至其伟度精鉴，实心挚情，尤非季世所可几及，第惜用情太厚，转为蠹耳”（《龙州杂俎》） 。如何理解这一“情何以堪”处境又耐人寻思，“本《离骚》佚女之幽情，作醇酒妇人之生活”（易著《沪上冶游词自序》，1877）是冠冕堂皇语。无论“天生自是多情种，橐笔看花著意痴”（高旭），还是“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柳亚子），都未免偏颇。程颂万《易君实甫墓志铭》称其“信友诚而临事勇，虽撄谤讪，不苟怨尤”当非仅为谄墓之词。然“每好为凄艳之语，生性多哀少乐”（易著《自叙兼与友人》）的不止易顺鼎，“缫尽愁丝兼恨缕，尘海茫茫欲系韶光住。说果谈因来复去，苦向泥土铺垫蔷薇路” ，要紧处不是多情、不是深情、不是人之为人必然有情。问题只是如何处情：所谓“推情合性”。

“情性”关系如何安置，于中国古典生活之基本修身养性本不是新鲜事。先秦以来尤其佛教淫浸宋儒自立门户之后，此类论述可谓叠床架屋。只是往古来今文人多以“至情至性”为藉口而试图“冲决罗网”。

易顺鼎依其聪明与才情直接感知了纵情纵欲生活背后必然的空虚，他不是口口声声“每欲出家”（《参见樊增祥〈调石甫〉》）？年甫十七就有诗：

来向愁城了旧缘，歌离吊梦欲华颠。眼中岁月追风马，身外功名水上船。学佛愿归无垢地，成仙终堕有情天。灵山旧侣应相忆，弹指声中十七年。

只是他对自己不够狠，说说而已。况兼“见诸行事，害不及人；故无妨也。笔之于书，有目共见，则生同异矣。同必有异，则必损名”。

易顺鼎于士林口碑不佳，所谓“有类饥鹰，饱即颺去”，钱基博道其仕途虽工逢迎之术，却不检于行、唐言寡实，又往往恃宠而骄，故此仕宦鲜克有终。其现实作为，时或阿谀权贵，言过其实而脱口无惭，如《上宰相王文韶》之“北虏亦知司马相，南人都是卧龙儿。太皇太后贾申国，天上天孙福子仪”、上《荣禄》之“心捧九重双日月，手携二十八星辰”、“行地中犹洪水抑，措天下若泰山安”，前者虽是集杜甫句，然太过嘴甜，难怪当时即已“士论薄之”。中年之后，诗词流于牢骚，以此品行，自然“诲淫之作，居什之八九”。易顺鼎与袁世凯之“皇二子”袁克文关系甚洽，或者因此，袁氏当国之后曾赏易一闲差，一度代理印铸局长，易“亦作诗以自写其幸”——“诗道”至此，诗何以堪？才子末路竟至于自取轻贱。即使贫乏“不能自存”，未免“枯鱼入水，岂遑择流？穷鸟奔林，乌暇问木”、“但求鼹鼠之饮河，即免枯鱼之索肆” 之类苟活偷生，那也是人欲软弱的人之常情，苦苦咽下默默隐忍而已，又何必乔妆作式但求一“灭”而一毛不拔？

然他时而还有诗，讥誚清末民初的易代权贵：“国家无事则富贵，国家有事则叛降。富贵蟠降固自在，反称党魁据中央。此世界是何世界，狗彘盗贼兼优倡。”

纵然“屈居下僚，穷困抑郁”（夏敬观《忍古楼诗话》道易语）的文士辛酸确为实情，“亡国之余又落花”也是清末民初最为凄凉的文化处境，但这也并非人甘于下流的必然理由。传统中国那些近“刻”的青史盖棺，其实只在提供一种人性的准则与高度：抵达与否固当别论，然人之为人由此将建立并保有一种反省的尺度。跨入所谓“现代性”以来，人类群体道德的溃败（遑论中西），难道不是因为自我否弃了这一提升的方向可能？尤其主动推翻儒教的华夏古国。失去国土数千年流浪于他乡的犹太人，因为恪守与上帝订约的神圣经文，在异国犹能完整而顽强的存身并存活自己的文化体系。因为神性的尺度始终高悬于选民的头顶。比较言之，长久以来中国已经只配称作顾炎武笔下的“亡天下”。当然比“亡国”更可怕。

何况，对易顺鼎的情志而言，或许他足够多情、只是未必深情。这一点他的诗就是证据，浮艳、妖丽，却难免卖弄与自恋，他缺乏足够的体察深层痛苦的能力与悲心，不仅体察，更要有隐忍、担当。怎怪王闿运说他“不哭而冒充哭”，此语道尽易顺鼎气质中的动荡，甚至轻薄：所谓“记得西溪泊画船，芙蓉与我并头眠。香云锦雨归何处，一片秋魂葬水天”（易著《梦中作》，1882），所谓“山塘惯听雨潇潇，六柱筝篷泊画桥。有我前生夫妇影，今生那得不魂销”（易题潘飞声画《山塘听雨图》，1887）。或许他有他“深情”的表现方式、或曰“至情至性”，例如1893年母亲病逝，年已三十六岁的他必要自杀相从地下、害得老父年近七旬写诗尚言“惟有痴儿心未安，千般譬喻总难宽。任他行脚游方外，或得观音救苦丹”、自杀不成，更有来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他间关万里、素服麻鞋、号称“墨绖从戎，志在殉母”，乙未（1895）援台不成则是“时局如此，不入山披发何时” 。

然真正的深情其实节制、平静、理性，纯然忘我，因此，近“仁”、即“慈悲”。如上之情，只能算作任性、甚至胡闹。表现为一己情绪宣泄，而非对他人切实关怀。这一点甚至见诸易顺鼎中年之后越来越不恪守体例、恣肆颠狂、“极诡谲之极” 的创作风格，诗越来越不象诗，读之令人失气、短气，反衬得失去格律镣铐的“文学革命”活像一场自我放浪——此也正是其心性最为真实的写照。“无真性情者不能读我诗”（易著《读樊山〈后数斗血〉作后歌》）此语当做两解：过犹不及。我们甚至因此懂得何以传统中国数千年来文体要求如此严格，其实那是一种“性情训练”——同样试图推情合性。无论成功与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不断“破格”也正见证了这人世之情时时刻刻必要喷薄而出、不堪就缚。“情－性”挣扎也因此成为政治、成为人类文明史的核心问题、甚至惟一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易顺鼎差点殉身的亡母陈氏，逝后不断以乩仙的身份留诗人间，其中有一首即直言“情——性”关系：

我生防情如防水，一朝有溃即千里。我生守性如守城，中夜贼来心不惊。以是持身身寡尤，以是待人人皆诚。周旋进退六十年，质之白水差可盟。

让人略感诧异的是，易顺鼎诗词创作的下坡路，似乎就是母亲去世之后开始的。这是否跟他远离了母亲此种严苛的道德约束有关？所谓“溺于绮语，不能出，绮障日深”（钱基博语）。那备受王闿运责备的《哭庵传》，即作于母亲去世之年。而易母殁后至于赢得士林公挽之曰“天下圣母，女中圣人”，其贤声可知。

易顺鼎生平多“淫词艳句”，晚年题赠伶人更多下流恶俗之作，冒广生所谓“实甫近日诗词，多堕恶道，要其聪明绝世，当筵倚马，则固万人敌也” ，樊增祥干脆说他“年事愈长，文字愈下”。《八声甘州·六忆词》是其“淫艳”代表作之一，却不妨一录：

忆来时、提着金缕鞋，刬袜下香阶。似流云吐出，一轮华月，光照楼台。浑把春风带到，沿路牡丹开。香自伊怀里，暗扑侬怀。    底事佩声又远，早知人性急，故要迟回。甚工夫未破，犹待小鬟催。肯相怜、停辛伫苦，为惊鸿，费尽魏王才。还只怕、空言少据，定所难猜。

忆坐时、端正不夭斜，故意迟些些。但焚香扫地，莫思闲事，误了年华。侬学善才童子，甘拜九莲花。才把双钩捻，晕起微霞。    朋比薰炉妒何意，任海棠红绽，懒去看他。怕起来时，略略有些麻。记凭肩、吹笙花底，故嗔人、压损画裙纱。方锦褥、镇常亲近，软玉无暇。

忆食时、初竟晓梅妆，对面饱端详。是天生两口，甜恩苦怨，总要同尝。还把檀郎二字，细嚼当槟榔。漱水休倾却，中有脂香。    闻道别来餐减，只相思一味，当作家常，想瓠犀微露，剔着尽思量。恁桃花、煮成红粥，早拼他、心里葬春光。侬只梦、胡麻饭否，不梦黄粱。

忆眠时、凤帐掩娇颦，脸印枕痕新。任金钗压扁，罗衫摺蹙，休唤真真。只恐和人和梦，都化作梨云。梦里何滋味，犹咽香津。    那日回廊中酒，有猩红万点，铺做重茵，被檀奴欺负，偷解茜纱裙。甚东风、相扶不起，被春愁、困了柳腰身。凭仗着、三生恩眷，消受横陈。

忆立时、初出绣帏中，偏爱画阑东。正伤春人独，落花微雨，归燕帘栊。添个小鬟扶着，高下四眉峰。遮却湘裙半，一树嫣红。    曾似羽林夜约，累卿卿久待，酸透双弓。斗腰支谁俊，私语更喁喁。愿天怜、比肩人瘦，把双魂、吹化海棠风。还记否、柳绵撩乱，蓦地相逢。

忆去时、红浪涨衾窝，一半泪痕多。把兰心玉体，通宵赠遍，重赠秋波。指点画楼珠箔，明日是星河。留着飞龙骨，甘为伊拖。    若道梦中遇也，却分明换得，凤帊香罗。便生涯是梦，梦肯再来么。送春归、一天花雨，问何人、禅榻伴维摩。从此后，凄年苦夜、细细消磨。

不惧污人眼目择录于此此词，正为其“痴”得让人痛。词人根性中还真有一分憨，所谓“一生崇拜只佳人，不必佳人于我厚”（《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却因此陷入了“迷”。可惜可怜如此华丽美才轻抛却，痴痴守候一颗根本没有可能的空花幻果，“天生才子供何用，点缀群花足解嘲”，若说“饿夫梦饭” 饮鸩止渴，易顺鼎可算做到极致——他本就有几分走极端的性格。例如他的苦孝灭性，不仅母丧“涕泪如膏”，1906年父亲去世，四十九岁的易顺鼎同样“苫块积苦风湿，病绝复生”。

而且，眼尖的读者必能明白，易顺鼎的“六忆”实出于虚构，设若更有读者痴过易君，以为此种痴缠能够疗救人生，正是着魔不浅。倘若生活中真有如此“艳遇”，他不会如此絮叨，犹如他笔下暮年多少与坤伶的“目成”都是一厢情愿。“恩重能教性命轻，节危转见神明定。不得红颜一死来，英雄万古都无主”，此人实在倒是个理想主义者。

这才是其才华与性情真可怜人处。

这才情与痴憨并观，总能让慧冶独具的局外人生出心疼：都道梅兰芳能够于艺苑名声鹊起，跟易顺鼎《万古愁曲》之极力揄扬有关，而“梅深感之，病中馈珍药。既殁，致重赙，哭祭极哀”、因此被称为易之“晚遇”——许为同样敏于情，梅兰芳还是懂得易顺鼎“无行”可恨背后还有一丝真诚与厚道：“情及倡优”（王闿运语）固有滥情嫌疑，却也保证了并非流于把玩。易顺鼎的确不会也不擅玩世、他真正玩弄的只是越来越面目模糊的自己，所谓“名士一文值钱少，古人五十盖棺多”（易著《买醉津门雪中》），可憎可笑之外，骨子里更有可伤可悲。

王森然同样懂他“字里行间情深一往”，于是体谅他“民国以来，以满腔幽愤，一寄之於金樽檀板之间，舞衫歌扇，到处留情”，所谓“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识者，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此三副眼泪绝非小儿女惺忪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然对其“奢淫骄妄，肆无忌惮”种种浅薄处也并不讳言，终究对此“民初狂士”兼为“近代杰才”者不忍厚非。

也因此，尽管“名士画饼”（岑春煊弹劾易顺鼎语）作为易氏“一生最著之典”并非全为污蔑，1896年援台不成他毕竟留下了《四魂集》，“痛哭珠崖原汉地，大呼仓葛本王人”（《寓台咏怀》）、“但使天留人种在，珠崖还作汉神州”（《津舟感怀》）、“两河忠义旌旗在，万福威名草木知”（《台舟感怀》）……作为诗人，他血性饱满。

也因此，《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中他别有伤痛，“谁知中华祖国五千余年四百兆人之国魂，不忍见此暗淡腐败无声无色之乾坤，又不能复其璀璨庄严有色之昆仑”，天地间十分“清淑灵秀”之气，他寄希望只在梨园。此诗成，据说笑唾有人，惟樊增祥叹为“神童之才，实不可一世” 。他到底懂他。

也因此，多少有几分“道学家”面目（所谓“新宋学”）的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议论易顺鼎，并无道及痒处、痛处，还是失于粗枝大叶了。

可发一哂的倒是，如此易顺鼎居然类似樊增祥之“性不食肉”，坚持长斋持素，“记取僧楼听雪夜，万山如梦一灯红”（《丙戌十二月二十日雪中游邓尉》）。如下也是他的好句：“苦禅退步早商量，空色人天一道场。毕竟温柔多恨海，英雄须住白云乡”。易顺鼎不是不明白“世间死法思量遍，上策无过近媚猪”有多“荒唐”，然后何必用“满纸荒唐言”排解无聊？那又何曾真能排解？所谓“当下现成”的大彻大悟、从来无非扎扎实实就地背起苦海、而非“余年愿乞匡庐住，粥饭芒鞋一病僧”所能完成、遑论“即空即色都参透，愿对花王理梵王”这种皮相大话。

1896年从台湾、厦门“抗战”铩羽归来的易顺鼎还在书写《江上看花歌》，“三十余年看春水，东风吹人人老矣。但愿花开我先死，但愿死便葬花底”。“作者行年三十九，尚不忘少年才子语耶”？与易情谊匪浅的陈三立对《衡岳集》的批评是中肯的，“庐山以后之诗，大抵才过其情，藻丰于意” ，此类滥情乃至矫情，实则源于一种丑陋的自我炫耀。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廿六日（1899年5月5日）《湘绮楼日记》尝载“得易仙童书，纯乎贾宝玉议论”，是年易已四十二岁。这“生而颖敏，锦心玉貌，五岁能文，八岁能诗。长益美丽自喜”的“仙童”据说年甫六十犹自偷学少年不肯留须，且时时“以粉涂面”，至于樊增祥调侃以“极知老女添妆苦，始信英雄本色难” 。易顺鼎的受业恩师张之洞，评论其《庐山诗录》道是“神龙金翅，光采飞腾”、“作者才思学力无不沛然有余，紧要诀义，惟在‘割爱’二字。若肯割爱，二十年后海内言诗者，不复道着他人矣” ，一代名臣风雅主持，见谛至此名不虚传。

《丁戊之间行卷》自叙中，易顺鼎也曾模拟古来今往的圣贤声口，抗言“道德功业，降而至于文章，技艺之末者哉”；甚至暮年《<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序》尚道“温柔敦厚四字能治万世之性情”。 然这发言不真诚。之后至死易顺鼎坚持“无才，不如死”。依其聪明，他不可能听不懂王闿运、陈三立、张之洞的告诫，他真的至死放不下自己、至死迷恋自己一分小小长才不肯“割爱”。“好色不要命”的青史恶评 纵也道出此人几分放舍——然而为“色”放舍怎么可能？何况“中年而后宜醇酒”，暮岁他的华才尽皆因色欲而催发，失却早岁那份清纯无邪怎能不堕入魔道：

银屏梦入江南远，桃花落尽无人管。何处避春愁，小红楼上楼。    钿尘飞不住，惆怅芳骢去。才隔一重帘，便同千万山。（《菩萨蛮》）

人性锻造本就是一逆流而上的过程，不进则退，刻刻放松不得，此于仙才丽质易顺鼎的暮年颓唐，看得最清：

阊门往事最伤神，梦影如烟记未真。

惆怅山塘好流水，送春更送送春人。

是诗写于1888年五月初二，易顺鼎年方三十，他的下坡路那时尚未开始。

二、戒之在得？“吏才”樊增祥

樊增祥某种程度与易顺鼎似恰好相左，其诗在清末民初虽例称惊才绝艳，欢娱能工，有《前后彩云曲并序》名噪一时，日常行止却恪守礼法，甚至天生“性不食肉”——“肉食堪怜骨相乖，闭门旬日学清斋。江乡四月初生笋，强饭须逢谢豹来”，无疑此处有某种道德信念的持守。民元之后又尝自题六十七岁道装小影“朝家若问陶弘景，六月松风枕簟凉”（1912）寄托幽怀。陈衍辑《师友诗录》以樊诗多而难选，欲于往来赠答之外独选其艳体，所赋理由则尤为新异：

后人见云门诗者，不知若何翩翩年少，岂知其清癯一叟，旁无姬侍，且素不作狭邪游者耶。

据说“知者谓此语实录”，道是樊增祥“居常服膺宋儒玩物之戒，公事未毕，不读书观花；及退食萧然，绿茗一杯，石叶数片，清饮抱膝，入兴成章”。同时又是“好闻鼻烟，须烟染成一色。手指极不洁，衣冠污秽”  。似清绝与韬晦都极有功夫者 。

跟“寄情声色”（或寄情“雕虫之事”）的易顺鼎不同，樊增祥也有所“寄”，但所寄在“意”，他生平富藏书、又多书画碑帖之属，自况“意不能无所寄。声色服玩，非性所嗜；此事差以自娱。若值攻取之场，赴功名之会，视此物犹敝屣耳。吾宁作（顾）虎头痴哉？”此语的确更像出自道学先生、而非艳冶才人。这位青壮年时期尝独身十七载不近女色的诗人有诗告诫纳妾之晚辈后生：“樊山词笔擅风华，一世曾无称意花。冰簟银床凉雨夜，人生无过独眠佳”。此种有趣的“言行分离”表现为一种时代风气或文人性情，钱基博尝举章太炎与胡适为例，谓“章炳麟制言未尝不平正，尔举止偏若佯狂。胡适律己未尝不谨笃，而论议僻好新奇”，因此告诫“轻薄少年，慎无以增祥为借口也”。

尽管吟诗做赋天才过人，隶事能精、致力能久，近代文化史上，艳体自喜的樊增祥留下的政声却更好过诗名，以“能干吏”名，庚子（1900）前后慈禧当政，罪己、变法等数诏皆出樊之手笔，所谓 “纵横有机智，五官并用，笔舌所至，颠倒英豪，雕绘万象”。听讼明决，片言折狱，颇负一时请望，“为政尚严，而宅心平恕；所遇大吏，皆推诚相与”，才具与心地都很不坏，其“达于吏治”能够至于“历权诸烦剧，皆有能名，重儒劝学，嫉恶爱民”  ：

每听讼，千人聚观；遇朴讷者，代白其意，适得其所欲言；其桀黠善辩、以讼累人者，一经抉摘，洞中窾要，皆骇汗俯伏，不得尽其词；乃从容判决，使人人快意耳止。以故所至良懦怀恩，豪强屏息，而于家庭衅畔，乡邻争斗，及一切细故涉讼者，尤能指斥幽隐，反复详说，科其罪而又白其可原之情，直其事而又擿其自取之咎，听者骇服，以为诇察而得，实则熟于世情，长于钩较，因此识彼，闻一知十，凡所侔揣，无不奇中。每行县，一马一仆，裹粮往返，不费民间一钱。其治盗，皆身自捕逐，立就擒缚，尝谓人曰：“作吏最苦！临事贵速，若昼寝夜宴，寄权于人，其所亡失，不知凡几矣。”

如此庄谐并茂，敏妙中窍，晚清的能吏较之“人民公仆”，更为清廉，也更为能干。追求“谋国诚工，谋身诚拙”的文化传统因何蜕变为“谋国诚拙，谋身诚工”，自然值得反思。

樊山之学，实有经学、理学根柢，科举恩养出的进士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樊山《送陕西高等学堂学生留学东洋序》如此立言：

先圣先入大抵责己不责人，务实不务名，爱国不爱身，计功不计利，今之谬论专责政府，指斥朝廷。及问客何能，则然无具。所谓新学者猎皮毛而已，志富贵而已。不得富贵则怨望怒骂而已。幸而富贵，则亦甘为人役而已。

同文中更以国耻不远、大辱日临勉励這些行将出洋的青年学子“我不若人，惟当自奋，不当自馁，即稍能趋步，人益当自勉，不当自足”。樊氏又尝自叹深感国是日颓、独木难支：

天下事所以不振者，盖坏於名存实亡四字。属员以是敷衍上司，外吏以是敷衍京朝，官自办新政以来，取民之财数倍往昔，而实事求是者寥寥无几。吾侪此时作官，惟有我尽我心，我行我法而已。（《批淮安府禀》，《樊山政书》卷二十）

天命有自的担当来自一种流传久远的文化记忆。时誉称樊“达官兼名士”（郑孝胥语），一代能吏自然可视诗为小道，然不妨樊增祥同时自负一代诗伯。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曾录邵镜人《同光风云录》所载逸事如下以见其性情一端：

某甲自负能诗，每对增祥诵所作，增祥不耐，一日嗤以鼻曰：“君诗多不协韵，且误用故事，于他人尚不应如此，矧向余卖弄，尤可不必。”甲面发赤，谢曰：“小子学殖荒落以致此也。”增祥抚掌狂笑曰：“田无一草，不得言荒，树无一果，奚所用落。君胸无点墨，犹之无草之田，无果之树，何荒落之有。”甲不胜惭，发怒，增祥不顾也。

因此，出自“樊山”老人的激赏与表彰，宁为轻易耶？

樊增祥晚节为财所累、至被后辈誵为“文渐颓唐只为贫”、“润金两字误先生”，钱基博所谓“未能戒之在得”。

《论语·季氏》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确，跟一生“拒绝长大”的易顺鼎的张扬放任相较，樊增祥的审慎克制倒似乎显得生下来就老了。老境颓唐无关英雄迟暮，古人“盖棺”方有定论正见得人性的薄脆、艰难与多变难久。鉴于《世载堂杂忆》作者刘成禺的党派立场，书中关于《樊樊山之晚年》未免竭力丑诋，道其为谋一官而先媚项城（袁世凯）、后谄黄陂（黎元洪），未必全部当真、却也值得参考。民国七年（1918）徐世昌为大总统，樊增祥等又上贺表，樊氏有贺诗致徐云：

明良元首焕文阶，会见兵戈底定来。四百与人齐署诺，争扶赤日上金台。南北车书要混同，泱泱东海表雄风。七年九月初三夜，露浥盘珠月（韦＋长）弓。

诗道至此，情何以堪？！诗伯凋零，在在堪惊。

庚申（1920）端午前后，即将去国的词媛吕碧城（1883-1943）于费树蔚等人泛舟石湖，著有《满江红》，“汉月有情来海峤，铜仙无泪辞瑶阙”，她将此词寄给樊增祥。樊回赠两首赋答之作，其一为：

玉水东流，淘不尽，昆明灰劫。惊宇宙、将军之号，文雄飞檄。河朔鸱张节度九，门墙狗共孩儿十。叹魔王、五百扰人间，天为赤。    天津树，多鹃血。长安市，多虎迹。有朱阳新馆，通明徒宅。杨柳门阑人不到，桃花源水谁相觅。只北楼、重过万枝灯，钗声寂。

吕碧城此次赴美之前，更曾将自家续刻诗集送给樊增祥，请其题句。于是樊增祥有《鹧鸪天》之作：

缥缈飞楼现碧城，又玄集比极玄清。盘中珠转光难定，卷里香多蠹不成。  丝宛转，玉玲珑，紫箫能学凤凰鸣。只怜蕙子英灵手，独抱璇玑海外行。

平心至论，水平都称勉强。 “波潮不避贪新学，骨肉无多念老人”（樊氏《得圣因纽约书却寄》），吕碧城对樊增祥或许出于早岁排解家难、援手孤寡并一再称赏推许的感恩与知遇， 看来的确对他保有一份纯真的感情，身在海外亦常书来信往。和樊山以上著作差近，如下这首《寄酬圣因美洲》，水准同样显得很是平淡：

海西真现美人云，也似昆仑访道勤。杏子眼空天下士，樱桃口熟六朝文。蒐求异国新知见，根柢中华旧典坟。何限须眉守妻子，乘风万里孰如君。

樊增祥虽然身后遗诗三万首，却几乎都让人有类似的感觉，饶是“落笔必典瞻，中年越峥嵘。才人无不可，皎若日月明。春华终不谢，一洗穷愁声”（郑孝胥和诗），“聪明清切，便於初学取为门径”（《樊樊山诗集》前言）或亦实情，却难得一分刻骨的感动、甚至深切的印象，烂锦眩目，却让人魂魄里不愿依依亲近。

何以故？明眼人实都见得切，所谓“刻画工而性情少，才藻富而真意漓”（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斯正与其“胸有智珠，工於裁对”同在。钱基博“骨力未遒，意境欠深”的遗憾，这秘密不妨同时就从易顺鼎诗文中找。

尽管樊增祥晚岁同样嗜好艳体、狭斜梨园，“坏名声”与易顺鼎不相上下，然此“内行笃定”、持躬清谨人，此类写作就“动人”程度言，却在易下——此便是“诗学”的妙处，必须真诚，即使是荒诞荒凉荒唐的真诚，所谓真性淋漓，有一丝造作与伪饰，真心明眼人就品出了为文造矫情——夏敬观《忍古楼词话》道是“樊山艳冶，至老尤然。然实甫诗词，多可传之作，文品实较樊山为高”  ——其要诀即在是。这于前文征引樊诗，已经明明白白。樊增祥几乎总是站在情外写艳，正合其客观、精明又有几分淡泊、单薄的天性，“整密工丽”中总现出过于节制的“把持”，现出所谓“心能超览，文无苦语，虽感深苍凉，而辞归绮丽”（钱基博语）。湘鄂两才子，相去又有如是者？这一点甚至樊增祥本人同样心知肚明：

大抵诗贵有品。无名利心则诗境必超；无媢嫉心则诗界必魔；无取悦流俗心则诗格必高；无自欺欺人心则诗语必就能解；有性情则诗必真；有材力则诗必健；有福泽则诗必腴；有风趣则诗必隽。

如果说樊增祥“生平以诗为茶饭”（《光宣诗坛点将录》）亦属实情，易顺鼎却是“生平以诗为性命”——无论他的性命是华丽还是污秽，他只是任其珠玉杂陈、泥沙俱下。此人可爱在此，可憎在此。

吕碧城与易顺鼎同样有不俗的过往。曾与之生前通函讨论“女子绮语”问题，死后更称颂易著《子夜鬼歌》“自别世间人，都忘世间物。世间有太阳，知是红与黑”为“设想之奇，悲痛入骨”  ，能读懂晚年恶名昭著、 “接倡优则如饮食不可废”  所谓风流才子“悲痛入骨”，实则缘于一种性情上的类似。吕碧城终其一生“奇哀入骨”，深层原因不同样根于“情·才”过人？这是人世必然“高处不胜寒”的寂寞由头。情才过人之人却最不可能通过自取下流获得生命安稳。易顺鼎就是绝好例证。

天赋性情之外，清末民初最具盛名的两位“艳体”名家风格迥异，不能不说多少关乎童年际遇：

易顺鼎不仅出身宦门，十五成婚，十七中举，弱冠即纳小妾二人，他更有一位同样才华胜出、颇具庄子风味的父亲易佩绅，官至苏州布政使。这位父亲曾偏激地认为“游狭斜”至少好过吸毒与赌博，因为后者“稍雅，稍清”、“与其恋一竹简，何如恋一女色？与其取人之金钱与己，何如以己之金钱与人”、甚至“与其有刻薄成家之子，毋宁有败子”。然从太平之役军中能有诗“几回杀贼翻流涕，贼亦苍生大可怜” ，易佩绅此种胸次，亦是情种之言，难怪解官归乡之后他自命“我岂违天作戮民，拂衣解组归田园” ，何怪儿子年纪轻轻即有“乐天即是神仙福，传世原非将相名”、“三十功名尘与土，五千道德粕兼糟”这样的轻率与张狂。

樊增祥则出身将门，祖上七代均以武功显名，父亲樊燮挂印总兵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却因没有功名而为炙手可热的当红举人师爷左宗棠（时在骆秉章幕）所轻并因此丢官。增祥出生已在家道中落之时。樊燮发愤教子，家规至为苛严：起楼为书房，重金延聘教读，每日治馔“必亲自检点，具衣冠，延先生下楼坐食，先生未下箸者，即易他品”；燮并令两子皆着女服，“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之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实是动心忍性之人、所谓善于用“辱”者！正是此种“贫贱日久，阅历世故三十于年”的个人历练，方造就了樊增祥独特的“吏才”：“其于物态诡随，情伪百变，无不揣摩已熟。”

或为为家境苦寒的划痕过深、“贫贱日久”的樊增祥笔下也因此经常带上些无法遮掩的“伧夫”气、他的艳与情无论如何都有风尘仆仆一脸苦辛，是如《冬日山行绝句》之类、倒更见其民间风味与“吏才”本色——也许惟有此刻，他为智所掩的真情、才情不自禁：

雪地敲门借火烘，松皮烧火芋魁红。行人争及田家乐，细布香秔过以冬。

露堠霜桥取次看，冰天袴褶不离鞍。何须更饮长城马，才向人间说苦寒。

再如被武进王春渠所集《当代名人书林》列居首席的《谢午诒送香米二绝句》：

瓦甑炊香颗颗圆，称余老圃荐新蔬。口香七日防风粥，只得潇湘江稻无。

天厨兰橘亦寻常，唯水先生作计良。省识世间饥下饭，砂锅糙米也奇香。

世间人称颂其诗“光华富丽，瑰奇鲜丽，陆离光怪，光芒万丈”（王森然语）——却不觉得其美艳在色在表，若于情分上言、蕴藉中求、却未免格调卑下？！

而任性荒唐的易顺鼎，天放天收之下，放浪不羁之外却更有一分来自天赋的贵气。不妨录示他著于18岁之前的《夜坐曲》：

瘦蝶眠花抱孤梦，星河倒射帘波动。茶烟轻飏掩斜门，满院虫声出苔缝。鸭炉香残篆痕小，秋魂如丝月中袅。梧宫落叶一尺深，唤起西风深夜扫。

无独有偶于易顺鼎的“六忆词”，樊增祥甚至干脆写了一本《十忆集》，尽管他唱和的是宋人李元膺的《十忆诗》，四唱“忆行、忆坐，忆饮、忆歌，忆书，忆博，忆颦，忆笑，忆睡，忆妆”之外，又“广十忆”再著“忆羞，忆倦，忆嗔，忆喜，忆浴，忆食，忆洁，忆香，忆学，忆绣”。姑且录其原唱以见其艳情立脚处：

相携女伴踏青回，历乱莲踪印苔绿。只有檀奴浑认得，最纤纤是玉娘鞋。（行）

习静耽书出户稀，玉茵温暖绣帘垂。除非鹦鹉呼迎客，才肯抬身隔幔窥。（坐）

莲子深杯上口甜，小桃双颊露红酣。寻常不道相思酷，倚醉含娇说二三。（饮）

解唱萧郎自作词，教人缓按玉参差。词中与妾相关处，减字偷声出口迟。（歌）

鸾笺小叠报平安。想见姜芽嫩玉寒。花叶往来无限事，背人书写背人看。（书）

南唐金叶亦何为，入骨相思爱四绯。明赌红罗十床被，兰心暗卜远人归。（博）

闲情无那上眉头，桂叶双描满镜秋。欲得郎怜娇不语，手拈裙带学春愁。（颦）

惊喜刍尼报好音，春愁无复到眉心。不知闲坐思何事，忍俊低鬟自不禁。（笑）

浥浥熏炉搭绣裳，了无声息但闻香。不容白日分明看，深夜移灯照海棠。（睡）

眼重眉褪镜菱前，雪白花红洗面天。卧看梳头谁解得，未施脂粉最天然。（妆）

有此对比，无需对樊、易差异再说什么。樊增祥的艳情，艳而不情，因此更在易下。他差一头地也在那份无法将自己真正放舍，过于追求缉裁巧密的文字精工。虽然少有的某些意兴飘洒时刻，他的诗也会不在停留于美丽、而流溢出感动：

可是神仙王子乔，夜游燕市紫骝骄。天边玉女年年泪，地上银河处处桥。夫妇有情如此水，古今无价可怜宵。上京歌舞人如海，胜看钱塘八月潮。（《都门七夕》）

差异种种如上，时论不仅在诗词品第、德行实践上甚至更有“樊不如易”之说。盖“易遇事畅言不讳，且不轻於谤人，而樊则往往今日责人，明日则自蹈之”。举例则民初改元易先行出仕，樊以遗老居海上，寄句“知否故人沧海意，斜簪散发伴闲人”自诩高尚——也许正是那张道士装照的写照——未几同样应召出山，改称“民国时代无所谓贰臣” 。识者每谓樊此时之出入权衡无非在于厚资华吴、官之易为与否的权变与时务、确未戒“得”、然身萧条未因未戒而“得” 。

此适为“才难”。诗人与时局彼此伤痛。此人早年，却正以“廉洁己，宠泊寡营，盅粹蕴藉，事亲以孝闻” 著称啊。

三、余韵：一为文人不足观？

作为近代第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作者，钱基博何以竟而要称其著述为“一轶现代文人之忏悔录”？“女用色媚，士用文淫，所操不同，惑志一也”，今日读者，何可树之以“女权主义”大旗？此必质之以“民不见德，唯乱是闻。高文动俗，徒快一时”方见钱叟苦心孤诣。传统中国固为数千年“文胜”之国（严复语），此“文”却非当下“文学”之谓。“文学”古意本含温克复己而非仅仅发抒情性——或者说，“文学”之情性本当“推情合性”。尽管这“推合”之间往往需要更高的造化、修养、技巧。而非仅“进取图强者以文艺相号召以图变革，与世疏离者则以文学自娱” 。古典文明尤其历来以“圣贤学－学圣贤”为其根本特质的东方文明，处处推合性情讲究教化，同样无非看透。教育的本质难道不应该首先体现在“改变气质”？即使不能“转世”，至少不必“为世转”、“为物移”：“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荀子·非十二子》）

作为千年“文胜”之国（严复语）“溺志词章”曾经作为中国旧式教育的通病在清末民初亡国灭种的现世危机中大受抨击。例如与“词章之学”有所相应却绝不一致的“义理”在1898年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开办前后在彼时帝国君臣的圣旨、奏折中均得以凸显：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三日为举办京师大学堂上谕》）

先课之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以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务使学堂所成就者，皆明体达用，以仰副我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孙家鼐《奏大学堂开办情形折》）

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因庚子事变毁坏的京师大学堂，经由“上溯古制，参考列邦”而重新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此际与政治、格致、农学、工艺、商务、艺术鼎足为七分之一的“文学”一科，又具体分成七目：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 1903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将“文学科大学”分为九门：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而“中国文学门”的主要课程则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至于1917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表中，除却第一、第二外国语这类“公共课”，课业至少包括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文字学（声韵、形体、训诂）、希腊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哲学概论、美学。已经相当接近于目前“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课程设置——也是之后中国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的基本思路或模式，却远远不同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时的初衷。素来惯称“东南之学，自有渊源”的南京高校，1932年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表虽偏重古学、中学，基本框架要亦如此。然饶是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学务纲要》中对于“中国文辞”的意义，也只能见到“中国各体文辞，各有其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词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

近代文人，往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以致词章之外，于时势经济，茫无所知。宋儒所谓一为文人，便不足观，诚痛乎其言之也！

抑或因为张之洞本人的性情气质（他毕竟是清贵出身的“探花郎”），这份《学务纲领》对“中国文辞”的看重还是值得摘录，至于“文辞”标准之“但取理明词达，不以雕琢藻丽为工，以清真雅正为宗”尚属第二义问题：

黜华崇实则可，因噎废食则不可。今拟除大学堂设有文学专科，听好此者研究外，至各学堂中国文学一科，则明定日课时刻，并不妨碍他项科学。兼令诵读有益德性风化之古诗歌，以代外国学堂之唱歌音乐，各省学堂均不得抛荒此事。

作为“词章之学”的训练或说教育在当代“中文”中的缺失，缺失的并非模拟创作的“写作技术”，而是某种潜移默化中形塑的人格质地与人生品味。即使被士林认为“八十美人”的樊增祥，对于“光绪中叶，新学日昌，士以词章为无用”所引发的问题，感喟依然定格于“古所谓道性情，体物象，致讽喻，纪治乱之作，见亦罕矣”（樊著金松岑《天放楼诗集》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征引黄远庸（1884－1915，江西九江人）“文艺观”，虽未必足为“现代文学”代表，其偏激无稽亦足触目惊心：

文艺家之能独立者，以其有人生观，人生观之结果，乃至无解决，无理想，乃至破坏一切秩序法律及世俗之所谓道德纲常，而文艺家无罪焉。彼其职业在写象，象如是现，写工不得不如是写，写工之自写亦复如是。故文艺家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技之工拙，存乎其人，天才亦半焉。吾国人之文学家好称文以载道，而所谓古文学者，十有七八如此。大抵论教必尊孔，论伦理必尊礼教，论文必尊所谓古文，皆吾所谓专制一孔之见，其于今日决当唾弃。

此语足为一切新旧“文人”戒。吕碧城深为服膺的净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师针对“圣贤之学，未有不在起心动念处究竟者。近世儒者，唯学词章。正心诚意，置之不讲。虽日读圣贤书，了不知圣贤垂书训世之意。而口之所言，身之所行，与圣贤所言所行，若明暗之不相和，方圆之不相入，遑问究及于隐微几希之间哉”的感叹 ，于传统中国原本基本可算作常识。“近代道家功法导师”（陈之弟子张竹铭语）陈撄宁先生亦尝论历来人读《庄子》“上乘者袭取其精神，中乘者摹仿其格调，再次者搬运其词藻” ——此语宁可不为“治理文学”者如何避免“买椟还珠”的尴尬处境戒？

〖作者简介〗秦燕春，毕业于北京大学，始修西医，后治文史，获博士学位。目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有《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袁氏左右》、《青瓷红釉》、《问茶》等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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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氏著《易顺鼎先生评传》，转引自《琴志楼诗集》，页1452、147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氏著《易顺鼎诗文集》，页1263，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3﹞见易宗夔《新世说·文学》，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

﹝4﹞易顺鼎《琴志楼诗集》，页725-726。诸评见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页245。

﹝5﹞樊增祥《琴志楼诗录》附识，转引自陈松青《易顺鼎研究》，页202，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6﹞转引自陈松青《易顺鼎研究》，页217。

﹝7﹞郑逸梅《文苑花絮》，页153，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

﹝8﹞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页838。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

﹝9﹞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八年（1882）八月五日条，页1133，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

﹝10﹞转引自陈松青《易顺鼎研究》，页261。

﹝11﹞文见《湘绮楼诗文集》，页839。

﹝12﹞转引自陈松青《易顺鼎研究》，页260。

﹝13﹞转引自陈松青《易顺鼎研究》，页9－10。

﹝14﹞收入《琴志楼诗集》，页1439。

﹝15﹞吕著《蝶恋花》，见《吕碧城词笺注》，页106。

﹝16﹞易著《漫感四首》，《琴志楼诗集》，页3。

﹝17﹞王闿运致易顺鼎函启，文见《湘绮楼诗文集》，页838。

﹝18﹞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五编《艺事·易顺鼎》，页1828，中国书店，1984年。

﹝19﹞分见《实甫以贫屈志》，《上梁士诒函》，《易顺鼎诗文集》页1922、1744。

﹝20﹞易佩绅《杂叙叠用真一子韵八首》，转引自陈松青《易顺鼎研究》，页79。

﹝21﹞易顺鼎《魂南记》，台湾大通书局印行。

﹝22﹞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五编《艺事·易顺鼎》，页1828。

﹝23﹞易氏家族迷恋扶乩的事迹相当著名，参见陈松青《易氏一家的乩笔诗》，收入氏著《易顺鼎研究》。不妨说这也是同样深陷此道的易顺鼎得名“仙童”的原因之一。

﹝24﹞《倚霞宫笔录》卷一，癸巳十月二十七日，转引自陈松青《易顺鼎研究》，页300。

﹝25﹞参阅王森然《易顺鼎先评传》，《琴志楼诗集》，页1457。

氏著《小三吾亭词话》卷三《易顺鼎天才》，转引自《易顺鼎诗文集》，页1957。

﹝26﹞转引自王森然《易顺鼎先评传》，《琴志楼诗集》，页1468。

﹝27﹞高旭赠易诗，《丙辰燕游草》，转引自王森然《易顺鼎先生评传》，《琴志楼诗集》，页1474。

﹝28﹞《安盘守意经》康僧会注序。《安般守意经》经安世高﹝安息国王太子。此或为东汉入东土译经第一人）译出，经康僧会，释道安下传渐深，此经后来开了天台宗。

﹝29﹞程颂万《易君实甫墓志铭》，文见《琴志楼诗集》，页1346。

﹝30﹞易著《田将军妾张氏殉夫诗》，《琴志楼诗集》，页49。

﹝31﹞良《野棠轩文集》卷二《易实甫传》，转引自《易顺鼎诗文集》，页1911。

﹝32﹞氏著《易顺鼎先生评传》，《琴志楼诗集》，页1453、1454、1458、1461、1474。

﹝33﹞转引自王森然《易顺鼎先生评传》，《琴志楼诗集》页1474。

﹝34﹞樊增祥《书<广诗后>》，转引自陈松青《易顺鼎研究》，页269。

﹝35﹞文见王森然《易顺鼎先评传》，《琴志楼诗集》，页1469。

﹝36﹞转引自陈松青《易顺鼎研究》，页197。

﹝37﹞分别转引自陈松青《易顺鼎研究》，页278、282。

﹝38﹞此语出自樊增祥口。前面尚有“贪财”二字，却为易氏不肯认账。“好色不要命”他却大大激赏，或者因此而临终作诗尚称樊增祥为“平生第一知己”。

﹝39﹞易著《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

﹝40﹞见李佳《左庵词话》，转引自《易顺鼎诗文集》，页1958。

﹝41﹞樊增祥《潜江杂诗》，《樊山集》，页38，台北：文海出版社。

﹝42﹞参阅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评传》，转引自《樊樊山诗集》，页2046。

﹝43﹞参阅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评传》，《樊樊山诗集》，页2036。

﹝44﹞文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页235。

﹝45﹞文见《樊山政书》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46﹞文见是书页245。

﹝47﹞转引自刘禺生《世载堂杂忆》，页128，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48﹞吕词并樊作见《吕碧城词笺注》，页90、92。

﹝49﹞转引自《吕碧城词笺注》，页532。

﹝50﹞参阅拙作《“一个人的情书”：吕碧城及其时代》。

﹝51﹞转引自《吕碧城词笺注》，页533。

﹝52﹞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页4772，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3﹞樊跋《天放楼诗集》（金松岑），转引自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评传》，《樊樊山诗集》，页2039。

﹝54﹞吕碧城《欧美漫游录》“舟渡大西洋”，见《吕碧城诗文笺注》，页366。

﹝55﹞程颂万《易君实甫墓志铭》，收入《琴志楼诗集》，页1438。

﹝56﹞徐珂编撰《清稗类钞》“战事类二·易佩绅转战千里”，页872，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57﹞氏著《百年歌·六十时》，转引自陈松青《易顺鼎研究》，页407。

﹝5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页234。

﹝59﹞氏著《樊山集》，页33-35。

﹝60﹞氏著《琴志楼诗集》，页4。

﹝61﹞《樊樊山诗集》，页1466-1468。

﹝62﹞文见王森然《易顺鼎先评传》，《琴志楼诗集》，页1469。

﹝63﹞参阅王森然《樊增祥先生评传》，《樊樊山诗集》，页2036、2046。

﹝64﹞钱海岳《樊樊山方伯事状》，《樊樊山诗集》，页2053。

﹝65﹞氏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跋”（1933年），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页560。

﹝66﹞陈松青《易顺鼎研究》，页277。

﹝67﹞分见《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第一卷，页43、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68﹞氏著《奏筹拟学堂章程折》，《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第一卷，页56。

﹝69﹞引文均见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页204。